原创 高隆绪 上海美国研究

人工智能（AI）作为当今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正在深刻地影响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社会各界都在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试图搭上人工智能的“顺风车”。在人工智能技术最为发达的美国，这一趋势尤其显著。美国各界基于自身考量，对人工智能潜力和风险形成了既各不相同，又存在共性的认知。本文将探讨美国国会、战略界和军方对人工智能的不同认知，以及该认知如何指导其行动、造成了哪些影响，解析这一前沿技术在美国社会的多重影响。

一、 国会与州议会：将人工智能视作风险来源，但不确定具体应对方法

在ChatGPT于2022年底发布后，美国国会便立刻从风险角度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了评估。一方面，人工智能作为“风险来源”的判断形成迅速且稳固。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Ted Lieu）在ChatGPT发布仅一个月内，便在纽约时报专栏撰文，指出“不受监管的人工智能”将导致社会偏见与网络漏洞，其带来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这让他“感到害怕”。随后，美国国会内出现了大量以跨党派形式出现的人工智能小组与人工智能相关法案，彰显两党对人工智能风险属性的一致评估。由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民主党参议员马丁·海因里希（Martin Heinrich）和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Todd Young）和迈克·朗兹（Mike Rounds）四人组成的参议院人工智能跨党派领导小组于2024年5月15日发布《推动美国人工智能创新》报告，作为本届国会解决人工智能问题的“路线图”。重点包括：增加人工智能创新资金；解决人工智能安全和公平的国家标准；利用人工智能加强美国国家安全；解决人工智能可能导致美国工人失业的问题等。

国会还对外部势力使用人工智能来“干预选举”存在担忧，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华纳（Mark Warner）就指出：“我们的对手已经意识到，使用人工智能干预选举成本低且易实现”。为此，参议院规则委员会已经通过《为人工智能准备选举管理员法案》、《保护选举免受欺骗性人工智能法案》和《人工智能选举透明度法案》等三项法案，旨在防止使用人工智能对联邦候选人进行深度伪造。

5 月 15 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与参议员扬（后排左一）、海因里希（Martin Heinrich，后排左二）和迈克·朗兹（Mike Rounds，后排左三）就人工智能路线图举行新闻发布会。

另一方面，两党对具体风险治理措施看法不同。许多民主党议员强调联邦政府的监管职能，认为只有联邦机构才可以对人工智能风险进行有效监管。如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 (Richard Blumenthal) 提出“真正可执行的人工智能保护”蓝图，要求创建一个全新独立的人工智能监管机构。但共和党人则不认为必须诉诸政府力量进行风险监管。如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 (Ted Cruz)就批评民主党人高估了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是在“散布恐慌和进行异想天开的猜测”，目的是借机扩大政府权力。

当前国会对人工智能风险的强调提高了全美对人工智能监管的关注，其内部对人工智能监管的分裂看法又使国家层面人工智能立法陷入停滞。该情况导致各州立法机构迅速开始填补国会在人工智能监管立法方面的空白。截止2023年末，已有25个州提出了200余项人工智能风险监管相关立法，并已有18项法案得到通过。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5月17日，科罗拉多州州长贾里德·波利斯（Jared Pollis）签署《科罗拉多州人工智能法》。该立法是美国第一个管理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综合性立法框架，甚至领先于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成为全球第一部生效的综合性人工智能法律。

二、 战略界：将人工智能视作对华竞争焦点，但开放人工智能治理对华合作

美国战略界一致将人工智能技术视作国际战略竞争的关键科技因素。而如何对待作为人工智能二号强国的中国是其首要关切问题。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认为，新兴技术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人工智能又是新兴技术的核心。故美国必须与其盟友联手，从人工智能学术研究、硬件、监管、标准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围堵。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人工智能和先进技术中心主任格雷戈里·艾伦（Gregory Allen）也指出，人工智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具有“核心地位”。所以美国需要在人工智能芯片、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半导体制造设备和半导体组件等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面对华进行出口管制。

相比于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对中国的严防死守，美国战略界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则对对华合作持开放态度。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主任何瑞恩（Ryan Hass）就指出，即使中美关系处于低谷，但中美双方仍然必须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与风险管控方面进行合作，并持续对话以加强相互理解。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副主席保罗·沙尔（Paul Scharre）也认为，必须保持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确保中国在技术方面对美国的依赖，并加强对人工智能风险的共同治理。

当前美国战略界一方面提倡在人工智能技术上奉行战略竞争、对华打压，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领域与其合作。这种“精神分裂”式行为将破坏双方官员互信、降低双方对话预期，使双方的之间的对话难以产生实质性、可操作性成果，而只能停留在概念与原则层面。另外，美国正持续将战略竞争思维带入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领域中，强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因素。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美国人工智能愿景最重要的部分便是“维护我们的民主价值观”，并暗示中国的人工智能应用对“民主价值观”构成挑战与冲击。这将导致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领域也陷入竞争与对抗状态，如持续争夺在各个人工智能相关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人工智能技术标准的主导权、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建构的话语权等。

三、 军方：将人工智能视作“战力倍增器”，但担忧其安全与可靠性

美国军方认识到人工智能对其作战能力有巨大加持，可以让其使用较少人员来高效完成任务。美国国防部称，人工智能有望“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美国国防部的《无人系统路线图》认为，人工智能武器比人类更适合执行“枯燥、肮脏或危险的任务”，如接触潜在有害的放射性物质，或处理爆炸物等。这不仅将显著降低士兵的伤亡率，还将缓解士兵的精神压力和心里问题，帮助其退伍后重新回到社会。美国陆军训练和条令司令部前司令罗伯特·科恩（Robert Cone）将军也在2024年陆军航空研讨会上建议，通过更多地依赖“支援机器人”， 陆军可以在不降低战斗力的前提下，将一个旅的规模从四千人减少到三千人。空军少校杰森·德森（Jason DeSon）在《空军法律评论》（AFLR）上撰文认为，无论是高重力机动带来的身体负荷还是长时间精神集中带来的精神压力，都极易导致飞行员因疲劳而出现失误，无人机则不存在类似问题。

另外美军还认为，使用人工智能战斗机器人还可以在战斗中避免伤害平民、杀害俘虏等违反交战规则与道德的行为。强调人工智能助其提升战斗力的同时，美军也对人工智能武器带来的安全与可靠性问题产生担忧。美军在《关于负责任地军事使用人工智能和自主武器的政治宣言》中就指出人工智能武器存在国际法、伦理、人道主义、偏见与意外事故等多重风险。保罗·沙尔引用2003年美军防空系统误击英军战斗机的事件，认为不仅人工智能赋能武器的可靠性仍有欠缺，对人工智能武器操作员的培训流程也亟需改革。负责人工智能测试和操作的美国空军上校塔克·汉密尔顿（Tucker Hamilton）则在一次会议上报告称一架人工智能无人机在接到取消任务的命令后决定杀死它的操作员，因为它认为人类妨碍了它的目标。当前美军主要实验的人工智能系统“Maven”也被披露在雨雪天气下，对敌方目标的识别准确率不足30%，远低于人类观察员的84%。

当前美军一方面将人工智能视作“战力倍增器”，另一方面对其安全与可靠性存在不信任。这使得美军对军事用途的人工智能进行了长期、大量的实验，但无法大规模列装人工智能武器。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报告，当前美国军方共拥有超过800个人工智能实验项目，同时在其2024财年预算提交中要求为人工智能相关活动提供超过30亿美元的资金。但上述研究项目中绝大多数为实验与技术储备性质，或用于对美军的现役装备与战术进行改进，而难以创造全新的人工智能自主武器。如美军主打的“Maven”系统已经进行了长达7年的实验，但仍被认为存在目标识别不准确、易受到网络攻击等缺陷，其运算与分析能力更是大幅落后同时代的商用人工智能技术。另外，美军对人工智能的担忧还导致了经费提供的不稳定。即虽然美军作战司令部长期关注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但负责采购人工智能系统的国防部则不愿为其提供长期、稳定的预算支持。

本文作者：

高隆绪，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助理，伦敦大学学院政治学系公共政策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