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西安讯（记者 陆航）信息技术拓展了人类生活的空间，也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语言、文字及其传播在数字时代产生了新的范式。关注数字技术同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关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数字沟通，为新闻传播学科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提供了新机遇。11月4—5日，由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与西北大学媒体与传播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数字沟通学术论坛”在西北大学举行。与会学者围绕“数字中国”和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催生出的新型沟通命题和议题进行探讨，在学科对话和视域融合中启发新思路、贡献新智慧，为建构数字时代新闻传播学科新视野、新理论与新方法，推动形成数字沟通的中国经验、中国理论和中国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物质与话语层面都与人类社会整体全方位的持续转型相关，尤其是在进入数字沟通以来，学术界需要迫切回应赛博空间的想象和现实”。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波的一段话引起与会学者共鸣。单波在题为《人机互动关系的跨文化问题》的报告中讲述了作为人类文化意识他者的机器人的身体和智能虽是对人的模仿但尽量要与人相互区别。智能时代，机器人按照人类的需求表演各种关系：包括主仆关系、伴侣关系、朋友关系等等。但由于人类的恐惧以及机器人所引发的隐私侵犯、信息茧房、算法偏见等问题，机器人一直被人类排斥为“他者”。单波还论述了人与机器人的相互建构。首先是人的机器化，其次是机器的人化。机器人模仿人类的有机功能与认知表现，更甚者植入了人类的意识，使其越来越具有了人的特点。人和机器人之间的双向奔赴，让二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同时也加剧了“似人的机器”与“似机器的人”之间的陌生感。

印刷媒介生产出了自己的合法性话语系统，引发了传播的标准化运作，使得现代的专业新闻业完全制度化。电气化时代的媒介打破了空间隔离，使得几乎瞬时的相互交流成为现实，同时建构了跨越时空和地域的文化，亦即大众文化。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主任黄旦在题为《数字沟通——新闻传播学科的新方向》的报告中分析了印刷媒介和电气化时代媒介等大众媒介给新闻传播学学界和业界所带来的变化。他认为数字技术对传播活动构成颠覆性改变。在元技术的影响下，传播再次拥有了人际传播中互动与多元化的交流模式的特征，首度将人类沟通的书写、口语和视听模态整合到一个系统里。黄旦提出新闻传播学科未来的变革方向，即开启数字沟通学。

随着媒介技术的迭代，城市实现了从交流系统到媒介，再到计算机，最终到界面的演变。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孙玮关注城市界面下数字沟通的个体与社会。他介绍，界面指的是独立的、不相关系统的交汇处。“界面”的城市分析主要考察实体系统与非实体实践的交转；交转发生的状态、机制；突出技术元素（数字沟通）的作用；拓展媒介意涵。孙玮表示，交互界面作为沟通人—机的媒介，并非以人类的理解为唯一取向，而是同时也为计算机保障输入与输出。通常以图像或实物为表现形式。数字界面是计算机系统转换成人类可以理解的应用程序，可以实现计算机系统的相互协调。ChatGPT等人工智能创造了技术与人类经验的新界面。孙玮认为，城市作为界面，交转场所、符号、器物、组织等多重复杂系统，将把人类社会带入到新都市文明之中，并引发人们对媒介的进一步反思。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李本乾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模式创新》的报告中提出了“讲好中国故事”的模式创新。他认为。我们要首先推动中国互联网平台出海，通过BATJ+溢出效应，输出文化产品和互联网模式，引发“华流”吸引世界好感；其次，推进中国互联网模式出海，推动了从C2C到CFC，从MIC到CIC的模式引领；最后，加强基于网文平台的“文化出海”，使短视频、短剧、游戏、互动小说与短剧出海。

重庆大学数字媒体与传播研究院院长董天策在题为《“网络暴力”治理研究的学理与法理问题》的报告中介绍，自己以“篇名=网络暴力”在中国知网、CSSCI期刊数据库里收集到相关论文77篇，并从中选取出现2次及以上、具有一定共识度的55起案例作为研究样本。他认为专业知识匮乏、理论误用、法理争议、学风问题共同导致了“网络暴力”治理研究存在学理与法理问题。

当前，面向新时代国家社会发展的任务需求、面向新媒介技术的结构性改造、面向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交往的新形势，新闻传播学科面临转型升级的历史性任务。在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马锋看来，当今世界文化形式纷繁多样，文化沟通日趋密切。在数字时代，情感表达、思想沟通、文明交流，都有了全新的面貌。面对数字沟通这一新闻传播学科的新方向，新闻传播学应注重回应、解释、解决当前现实问题。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利用数字沟通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聚焦数字沟通的中国经验，不仅是新闻传播学的责任，而且对于其他国家实现治理现代化也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