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以往大城市资源要素带来的规模红利逐步递减，人口、资源等要素的聚集反而为城市带来了更大的治理难题。城市规模越大，地理空间随之扩大，导致管理范围扩大，人口增加导致管理对象和管理事项增多，与城市运行相关的问题也随之增多，资源短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城市贫困、治安恶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等“城市病”愈发凸显。治理对象数量庞大，治理内容纷繁复杂，各类城市治理问题不断增加，治理难度不断上升。
城市治理面临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成为当代城市治理的重要特征，为城市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风险。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类风险和不确定性内化于城市的各个方面，极端气候灾害、恐怖袭击、传染性疾病等不可预期事件愈发频繁，城市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各种难以避免的风险与日俱增。
在城市治理环境日益多变的背景下，传统的“人海战术”难以兼顾数量如此之多、范围如此之广、内容如此之复杂的诸多治理难题，势必会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成本。城市治理面临问题看不清楚、管不过来、处理不了等诸多困境，也难以应对各类不可预测的社会风险，因此，城市治理亟须寻求与治理环境相契合的治理新方法。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如何将技术嵌入城市治理之中，实现技术驱动与治理变革的双向互动，全面提升城市治理效能，是数字时代城市治理亟待解决的难题。数字时代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有哪些《城市治理的范式创新》一书中给出了详细的描述。
根据城区常住人口数量，我国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其中，城区常住人口在500 万以上1 000 万以下的城市称为特大城市；1 000 万以上的城市称为超大城市。截至2020 年年底，我国特大城市增至14 个，超大城市增至7 个，上海、北京两座城市的总人口数超过2 000 万。a 超大规模的城市形成了巨大的治理压力，既引发了一系列“城市病”，要求城市治理者努力加以解决，也增加了城市的治理风险与治理难度，城市问题更趋烦琐、复杂与多样。
由于人口及相关要素向城市过度聚集，引发了资源短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治安恶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民众的生活品质，制约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给城市治理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与严峻的挑战。以上海市为例。当前，上海市城市面积约6 430.5 平方千米，常住人口约为2 488 万人，中心城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千米23 092 人。巨大的人口与城市规模带来诸多城市问题。在交通拥堵方面，截至2021 年年底，上海机动车保有量为494.2 万辆，出行高峰时段主要交通枢纽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拥堵；全市人员日均出行总量约5 731 万人次，中心城区平均通勤出行距离增至11.1 千米，平均通勤时长42 分钟。在资源短缺方面，以水资源为例，上海可利用的淡水仅占其地表水资源的20%，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人均值的40%，是中国36 个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城市之一，处于严重缺水状态。在环境污染方面，上海市空气污染、水污染等较为严重，近年来虽有好转，但浮尘、雾霾天气仍时有发生。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较为短缺，“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成为困扰上海民众的重要难题。这些“城市病”要求政府提升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实现城市的良性运行与可持续发展。
城市规模越大，城市运行的范围越宽广，城市治理风险与问题也就应运而生，治理难度不断上升。一方面，人口高度聚集且高度流动，难以进行集中化的管理与协调，增加了社会失序、违法犯罪、流行性传染病等城市风险；同时，人口规模越大，相应的公共服务需求也更多元，城市治理的任务也愈加繁重。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开放且高度复杂的社会网络巨系统，城市规模越大，发展水平越高，城市运行的范围越广、速度越快，城市内部各要素的流动及其互动节奏也就越快，在各要素的流动与碰撞中会衍生出大量的现实问题，加重了城市治理的任务与压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在城市治理中体现为，人民群众对美好城市生活的现实需求构成了数字时代城市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与变革压力。
中国很多城市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民众的养老需求日益突出，如何提供充足的养老服务，使民众“老有所养”，成为当前城市治理的难点与痛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于2013 年启动了区级科技助老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依托信息技术，为老人提供闭环式服务。
针对独居老人的安全问题，浦东新区为全区2 000 多户90 岁以上独居老人加装烟感检测、燃气探测和一键报警装置，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可实现第一时间报警，接警后相关部门将立即采取行动；针对老年民众的现实需求，以老年户籍人口数据库为基础，建立街道“为老服务”需求池，借助物联网技术整合相关数据信息，实现老人需求与养老服务的精准匹配，为老人提供更为精准的服务；对养老服务资源进行整合，打造“浦老惠”养老服务平台，平台囊括11个养老微场景，整合政府、社会、市场等多方力量，老年民众可通过该平台快速获取服务资源，实现服务资源“一屏可知”、养老事项“一键可办”，为老年民众提供多元化、专业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
养老需求只是民众对美好城市生活需求的一部分。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民众需求日趋个性化、多元化、品质化，涵盖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等多个方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人们对美好城市生活有了更高的期待与向往，不仅要求物质生活更舒适、更便捷、更舒心，也要求精神生活更文明、更充实、更丰富；不仅期待经济水平更丰足、社会保障更健全，也希望能够参与政治过程，投身于城市治理。另一方面，我国政府也正实现着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从管理角色向服务角色的转变，城市的治理任务与治理对象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提供公共服务、满足民众需求、保障民众权益日益成为新时代城市治理的重要目标，要求政府城市治理由管控走向服务、由单一主体走向多元共治、由粗放分散走向精细化治理。
在此背景下，追求美好城市生活已成为民众自下而上服务需求与政府自上而下管理需求的汇通点。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已滞后于时代变化，变革城市治理模式已成为时代命题。这也要求政府更多关注民众的多元诉求，从民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再造政府流程，优化政务服务，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理念。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为当代城市治理注入新的活力，也带来了全方位的挑战，驱动城市治理做出相应变革，从权力、规则、组织等层面革新与重构城市治理制度，从而适应技术发展需求，化解技术带来的消极影响，推动技术治理健康发展，最终实现技术驱动与治理响应的双向运作。
LBS即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是指通过定位方式，获取用户移动终端的地理位置信息，并在地理信息系统平台的支撑下，为用户提供与位置相关的信息的一种服务形式。随着大数据与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LBS相关技术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其在公共安全领域的价值逐渐被人看重，并被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中。外滩黄浦段是上海人流管理的最大难点，其滨水区单日累计客流曾突破61 万人次，瞬时客流峰值达8.9 万人。为应对外滩大客流，黄浦区将LBS 客流实时监测系统应用于人流监测，并利用智慧指挥可视化平台实现集中展示与一键指挥。在新技术赋能下，上海整合各部门资源，重塑处置流程，实现城运、公安、武警、应急、交通、卫健等多部门协同联动。上海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发挥指挥协调的枢纽作用，运用实时数据与指挥体系，把握外滩客流状况，指挥调度相关情况；根据实时客流数据与相关指令，公安民警、武警及时采取疏导拦截、波次放行、单向循环等措施，对人流进行管控；交通部门共享地铁等公共交通数据，并根据相关指令及时进行交通管制，关闭地铁相关站点出入口，停运轮渡与观光隧道，减少人流汇入；医疗卫生部门制定相关应急预案，准备相应医疗物资，以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在协同联动下，上海对外滩大客流的应对更高效，管理水平大幅提升，景区客流平稳有序，牢牢守住了公共安全底线。
在技术驱动上，技术变革的驱动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数字化技术作为重要的治理工具，能够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提高信息的传递效率、降低层级的沟通成本、提升治理的反应速度与效率，助推城市治理从数据、信息整合，走向智能、智慧的新阶段。另一方面，技术的运用也产生了技术滥用、隐私侵犯、机器故障等新问题，增加了城市治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亟须通过治理变革和转型来解决。在外滩大客流治理中，LBS技术提供了海量的人流监测数据，相关技术的引入也提升了各部门的协同能力与反应速度，成为城市治理变革的重要技术基础。
技术治理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理者的管理水平，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也需要治理响应将其消除。城市治理并非被动接受技术，而是通过自身的改革与重塑为技术的运用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与治理空间，最终实现技术、组织与制度的有机结合与良性互动。越来越多样、复杂的技术应用于城市治理过程，这就要求城市治理构建治理规则、划分主体权责、重塑组织流程、调整制度架构，形成契合技术创新要求与城市治理需求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格局，实现城市治理中技术、法治、责任与绩效的有机统一。换言之，单纯引入新技术并不能充分发挥技术的治理效能，还需要重塑治理的组织、制度，使技术焕发更强的活力。以LBS 技术与外滩大客流治理为例，只在传统管控模式的基础上引入相关监测技术，对管控并无太大裨益。只有在重塑管控流程、划分各部门责任、协同多主体共同行动的基础上，LBS技术才能成功嵌入治理过程，并在实时监测、信息提供、决策支持、部门协同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大客流治理和城市安全治理的重要法宝。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超9 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3.9%。城市治理已成为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在数字时代，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要求我们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并将其转换为可实用的治理技术，推动城市治理全方位变革。
2017 年，上海浦东新区率先探索打造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体系，组建了全市首个区城运中心；2018 年，浦东新区依照习近平总书记“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的重要指示精神，率先探索打造“城市大脑”，探索以智能化应用场景为支撑的城市治理新模式。经过数年发展，浦东新区“城市大脑”已更新至3.0 版本，涉及城市安全、经济发展、监督监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供给等多个领域，已形成10 大类57 个整合应用场景，以群众和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科学高效配置资源，群防群治重大风险，集成优化公共服务，形成智能化创新治理体系。2021 年7 月，台风“烟花”来袭。在迎战“烟花”的7个日夜里，浦东新区的“城市大脑”发挥了重要作用。台风路径、卫星云图、风力监测、雨量监测、潮水位监测等灾情信息，以及全区36 个街镇的实时情况等都在“城市大脑”大屏上动态呈现，指挥和处置无缝衔接，不同管理单位联勤联动，确保城市运行安全有序。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发展战略，要求各级政府快速适应数字化环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应用于社会治理，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城市治理现代化对数字时代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技术手段推动治理创新已成为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探索路径。
通过技术嵌入，变革城市治理的组织制度基础，探索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的新路径，进而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础，是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议题。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城市大脑”建设深刻回应了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命题。在“城市大脑”平台的建设过程中，浦东新区充分运用前沿技术，推动城市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创新，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既贯彻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治理理念，也实现了“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的治理目标。通过治理技术创新推动城市治理变革，进而推进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市治理的范式创新：上海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定价：88.00
主编：熊易寒
副主编：李瑞昌、顾丽梅、郑磊
